文/陆晓雨
我家冰箱的第三格抽屉里的药盒，是丈量时间的另一种单位。
十二支淡黄色胰岛素笔芯整齐码放着，每取走一支，奶奶的岁月就薄下去一层。
读小学时，奶奶生了一场病，那是我第一次对住院有了清晰的定义。隐约记得过了很多天，奶奶回到家，家里就多了许多瓶瓶罐罐。那些花花绿绿的药盒，形态各异，标签上的药名也复杂又陌生。自那之后，吃药成了奶奶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每一次按时服药，都是一次无声的战斗。年幼的我只知道奶奶生病了，却不明白糖尿病这个词背后的沉重。
后来，我读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可能是我对家里老人的关心浮于表面，或许是我离家的日子太久，一次偶然，我发现冰箱里多了几支胰岛素笔，我才恍然，原来奶奶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需要靠注射胰岛素来控制。
“奶奶曾经是最怕疼的。”这句话在我看到那些胰岛素笔之后，密密麻麻地在我心里反复出现。我的心里一阵又一阵的酸涩是骗不了人的，墙上的钟表到了十点，奶奶一边念叨着该打针了，一边向冰箱走去。僵硬的声响，注射器转动的声音是四十年前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曾经的她也是那样拿着一支粉笔，在讲台上俯视着自己的桃李天下。掀开衣服，肚子上一个个细密的针眼，是一枚枚褪色的朱砂痣。我盯着那些消逝的红点，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奶奶消毒、注射的一套动作熟练地让人心疼，我强迫自己不让眼泪流下，但是，在回到房间的那一刻，我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而那句话又不受控地在我的脑海里飘荡，最怕疼的奶奶如今也要自己注射。
再后来，我没有勇气再去观察奶奶每次注射胰岛素的过程，那画面太过刺痛我的心。但我的手机直至今天也设置着一个晚上十点的闹钟，那是用来提醒奶奶打胰岛素的闹钟。不在家的日子里，我也会准时为奶奶打去电话提醒她打针，接到电话，听见她的声音，我的心才稍稍安定。在家的日子里，由于奶奶的听力不太好，我给爷爷奶奶的手机还有钟表都定了十点的闹钟。在无数个等待奶奶打针的夜晚，我看见她的头发变得花白，看见她的双眼变得浑浊，但笑容却温暖如初。
有时凌晨还未入眠，会听见奶去厨房找吃的，她轻声告诉我不吃东西，晚上会低血糖。起初，我还不理解，在某个夜晚，听见她在黑暗里数着剩下的药：“还剩下三支半……”那略显沙哑的尾音悠悠地散落在了钟表的滴答声里，那时候，我才理解奶奶告诉我的话。
十点的钟声又响了。
在注射器推杆滑动的轻响里，我看见了四十年前那个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师正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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