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周二晚上下班后，我拨通电话，告诉母亲车票已买妥——周四夜发，周五晨至，兰州往乌鲁木齐。母亲很高兴。
北方的冬天已经严严实实地来了。甘肃老家虽有暖阳，但寒气还是一日深过一日。入了冬，村庄闲了，人也“猫”了起来。闲下来的日子，寂寞便醒了，晃晃悠悠，教人心头发慌。母亲是劳作惯了的。老家的地早已不属于她，她却依然跟着妯娌们，去给包地的老板做工，一年四季，手脚不停。机器隆隆地响，人还是得立在田埂上看顾。从春播到冬藏，日子被一茬一茬的庄稼填满：洋葱、土豆、麦子、玉米……活计是永远做不完的。
她其实已领上退休金，晚年本可过得清闲体面，况且还有我们三个儿女。可她心里似乎不装钱，只装着一份怕——怕停下来，怕那无边无际的、无人对话的白昼。孤独是人心上一座移不开的山，尤其是一个人老去之后。田间地头的劳作能排解，和妯娌们的说笑能排解。那里有熟悉的乡音、望不到边的绿意、开满果花的巷子、以及从年轻时就萦绕在心头的那片土地与河流。只要守着这些，她大约便不觉得孤单了。
一位远房姑姑曾同我说，母亲去世后她才懂：孝易，顺难。“孝”是子女的心意，“顺”才是父母要的成全。让他们做喜欢的事，过舒服的日子，而非活成我们想象中“该有的样子”。我们或许永远走不进父母全部的清晨与黄昏，但只要他们眼中仍有光亮，觉得开心，那便是好的。
因着我的再三催促与想念，母亲今日终于主动来电，说：“票可以买了。”我慌忙点开手机，指尖竟有些微颤，特意选定了那张下铺。十六个小时，我就能见到她了。
记忆里的母亲永远是年轻的：面色丰润，发黑如檀，笑起来山河明朗。可时光何曾饶过人。大姐后来在电话里轻声叹息，说她今年头发掉得厉害，稀疏又有些长，看上去竟像个小老太太了。于是去兰州那晚，大姐带她去理发店剪了短发，又染回黑色。理完发的母亲，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岁月面前，什么最残酷？大概就是它从不肯留情，一丝一毫也不愿放过。
周三，大姐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兰州。周四上午，大姐请了半天假在家陪着，下午才去上班。母亲就躺在大姐家空荡荡的屋子里，守着那份“太过寂寥”。黄昏时分，她独自登上了西来的夜车。电话里，她躺在下铺，声音安稳。我告诉她，明早我会去接站。
两千公里的路，火车十六个小时，朝发夕至。
那天晚上，走到家门口时，我对女友小蜗牛说：“明天我妈就要来了，有妈的孩子真幸福。”她听了，只是温柔地笑了笑。前一天午休，她还特地去买了包子和牛排，嘟囔着“家里存粮见底”，“好困，困得不能自已”，怕母亲初来，一时来不及张罗饭菜。
周五一早，我们紧赶慢赶到了火车站。时间刚好。母亲不识字，出门诸多不便，全凭着那句“多叫一声哥，少走十里坡”的老话，逢人便笑着问路，一路倒也顺利。
她出来了。除了沉重的背包，还有两个箱子：一个装满老家面粉厂特制的细面条，专做臊子面用；另一个装着自家养的大公鸡和没喂过饲料的猪肉，提起来沉甸甸的。母亲说，年前村里家家杀年猪，肉特别香，到时候多买些寄过来。细面条小蜗牛也爱吃，我常跟她夸耀母亲调的臊子汤——当年大姐在乌鲁木齐订婚，席上的工人们吃了快有上千碗。我总固执地认为，老家靖远的臊子面，滋味是独一无二的。
送小蜗牛到单位后，母亲在车里开心地说：“这姑娘，真让人喜欢！”顿了顿，她便迅速进入了角色：“晚上给你们做老家的臊子面吧！”
我们推说晚上不吃饭，只喝点石榴汁，看看书便休息。
“我头一天来，不做点吃的怎么行！”母亲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辩的、属于家的权威。
好吧。我笑着应了。车子汇入城市的车流，窗外的风景向后飞驰。原来所谓团圆，不过是一张车票的距离，一趟夜车的工夫，和一颗终于肯承认“我想你了”的心。此刻，母亲就在身边，十六个小时的夜路已然走完，而家的夜晚，刚刚开始。
北方的冬天已经严严实实地来了。甘肃老家虽有暖阳，但寒气还是一日深过一日。入了冬，村庄闲了，人也“猫”了起来。闲下来的日子，寂寞便醒了，晃晃悠悠，教人心头发慌。母亲是劳作惯了的。老家的地早已不属于她，她却依然跟着妯娌们，去给包地的老板做工，一年四季，手脚不停。机器隆隆地响，人还是得立在田埂上看顾。从春播到冬藏，日子被一茬一茬的庄稼填满：洋葱、土豆、麦子、玉米……活计是永远做不完的。
她其实已领上退休金，晚年本可过得清闲体面，况且还有我们三个儿女。可她心里似乎不装钱，只装着一份怕——怕停下来，怕那无边无际的、无人对话的白昼。孤独是人心上一座移不开的山，尤其是一个人老去之后。田间地头的劳作能排解，和妯娌们的说笑能排解。那里有熟悉的乡音、望不到边的绿意、开满果花的巷子、以及从年轻时就萦绕在心头的那片土地与河流。只要守着这些，她大约便不觉得孤单了。
一位远房姑姑曾同我说，母亲去世后她才懂：孝易，顺难。“孝”是子女的心意，“顺”才是父母要的成全。让他们做喜欢的事，过舒服的日子，而非活成我们想象中“该有的样子”。我们或许永远走不进父母全部的清晨与黄昏，但只要他们眼中仍有光亮，觉得开心，那便是好的。
因着我的再三催促与想念，母亲今日终于主动来电，说：“票可以买了。”我慌忙点开手机，指尖竟有些微颤，特意选定了那张下铺。十六个小时，我就能见到她了。
记忆里的母亲永远是年轻的：面色丰润，发黑如檀，笑起来山河明朗。可时光何曾饶过人。大姐后来在电话里轻声叹息，说她今年头发掉得厉害，稀疏又有些长，看上去竟像个小老太太了。于是去兰州那晚，大姐带她去理发店剪了短发，又染回黑色。理完发的母亲，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岁月面前，什么最残酷？大概就是它从不肯留情，一丝一毫也不愿放过。
周三，大姐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兰州。周四上午，大姐请了半天假在家陪着，下午才去上班。母亲就躺在大姐家空荡荡的屋子里，守着那份“太过寂寥”。黄昏时分，她独自登上了西来的夜车。电话里，她躺在下铺，声音安稳。我告诉她，明早我会去接站。
两千公里的路，火车十六个小时，朝发夕至。
那天晚上，走到家门口时，我对女友小蜗牛说：“明天我妈就要来了，有妈的孩子真幸福。”她听了，只是温柔地笑了笑。前一天午休，她还特地去买了包子和牛排，嘟囔着“家里存粮见底”，“好困，困得不能自已”，怕母亲初来，一时来不及张罗饭菜。
周五一早，我们紧赶慢赶到了火车站。时间刚好。母亲不识字，出门诸多不便，全凭着那句“多叫一声哥，少走十里坡”的老话，逢人便笑着问路，一路倒也顺利。
她出来了。除了沉重的背包，还有两个箱子：一个装满老家面粉厂特制的细面条，专做臊子面用；另一个装着自家养的大公鸡和没喂过饲料的猪肉，提起来沉甸甸的。母亲说，年前村里家家杀年猪，肉特别香，到时候多买些寄过来。细面条小蜗牛也爱吃，我常跟她夸耀母亲调的臊子汤——当年大姐在乌鲁木齐订婚，席上的工人们吃了快有上千碗。我总固执地认为，老家靖远的臊子面，滋味是独一无二的。
送小蜗牛到单位后，母亲在车里开心地说：“这姑娘，真让人喜欢！”顿了顿，她便迅速进入了角色：“晚上给你们做老家的臊子面吧！”
我们推说晚上不吃饭，只喝点石榴汁，看看书便休息。
“我头一天来，不做点吃的怎么行！”母亲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辩的、属于家的权威。
好吧。我笑着应了。车子汇入城市的车流，窗外的风景向后飞驰。原来所谓团圆，不过是一张车票的距离，一趟夜车的工夫，和一颗终于肯承认“我想你了”的心。此刻，母亲就在身边，十六个小时的夜路已然走完，而家的夜晚，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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