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从铁道兵到后来兵改工，从高原到内地，再从北方到南方，40年来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过多少次离别，但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在青藏高原与一位78岁慈祥的老奶奶道别，如今离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永生难忘。“这辈子我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当老奶奶说出这句话，瞬间让我一下明白了今天的分别就是生离死别，一下戳到人性的最柔弱处，离别的伤感一下涌上心头，我禁不住流下了难舍的热泪。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改工后，我们奉命开赴河北张家口修建大秦铁路。离开青藏高原的头一天，我专程步行10公里，到老奶奶家里跟她道别。临别送我出门时，老奶奶端着几个刚出锅的鸡蛋硬往我的口袋里塞。此时，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双眼，两三年的相处，我们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身材矮小的老奶奶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们走了，这辈子我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说完，她就哭出了声，两行热泪在她饱经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了下来。在老奶奶的眼里，我们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就象她的孙子一样。此刻，我已是饱含热泪，哽咽着说：“奶奶，您要多保重。”然后，庄重地向老人家敬了一个军礼。我走了很远很远，在一个小山包处转身一看，老奶奶还在向我挥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奶奶的姓名，而她除了知道我老家是四川的以外，也不晓得我的名字。在她的眼里，我们这群穿着军装，戴着帽徽领章的年轻小伙，都是一样的铁道兵。屈指算来，如果老奶奶还健在的话，已经有116岁了，估计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认识老奶奶是一个偶然。她所在的村庄离我们当时的营房约有三公里，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两位云南籍老兵带着我和82年的新兵罗昌礼出去玩。到一个名叫小河的村子后，走进了一个农家小院。见有人来，一位裹着头巾，身穿藏青色棉袄，70多岁的老奶奶从屋内出来，一双小脚走路还算稳当。老人家笑眯眯地用我们不太听得懂的青海话招呼：“屋里坐、屋里坐。”看得出他们已经很熟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兵们自发组织的学雷锋小组，空闲时帮老人干些打扫卫生、劈柴、收庄稼等活。
老奶奶家就她一个人住，三间土屋和院子打扫得干净整洁，院内左侧的棚子里养了一头驴，见有生人来，驴叫了几声。进入屋内，炕前的铁炉子烧得很暖和，擦得锃亮的烧水壶在炉子上“吱吱”地响着。老奶奶的儿子姓张，四十多岁，是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老兵们是通过张老师才认识老奶奶的。老奶奶非常好客，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炕上坐，一边端出麻花和煎饼让我们吃，然后又去煮鸡蛋。沈老兵小声在我耳边说：“这里老乡的风俗，拿出来的东西管他好不好吃都得尝一下，否则会认为你看不起人家。”听这么一说，我就拿起一根麻花吃起来，感觉很脆很香。水开了，老奶奶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碗放了盐的开水。一开始，青海话很难懂，打手势比划，只知道大概意思，时间长了才慢慢能听懂一些。见老奶奶家没啥可干的，我们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隔了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又第二次去看望老奶奶，几个人进院子后就帮着劈材、扫地、掏炉灰，然后套上驴到一公里外的河边拉水。把驴栓好进屋里，一看老奶奶有点不对劲，用手一摸额头发烫，可能是感冒发烧，何老兵叫我跑回连队叫卫生员。连队驻地海拔3000米以上，氧气不足，一口气跑几公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卫生员潘建明和我是同一年的兵，刚从团卫生队学习一年后回来不久，一听说老奶奶病了，背起药箱就走。他拿出听诊器检查，又测体温，给老奶奶打了一针，然后包了几道感冒药。约20分钟后，老奶奶感觉好了一些，就要下炕给我们煮鸡蛋，被我们制止了。
那时的高原农村比内地落后得多，严重缺医少药，卫生员潘建明没少给当地群众看病。此后，我们每次到老奶奶家，都要给她捎上几道感冒药，这是老人家最需要的物品。有两次我们在外助勤，剩下十几斤大米，大家一商量送给老奶奶熬稀饭喝。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老奶奶知道我们除喜欢吃她煮的鸡蛋外，不太喜欢吃当地的手抓牛羊肉。她家杀猪、宰牛羊时，每次都要送我们一块生肉，让我们拿回去自己做，我们不好意思要，她就会生气。老奶奶还送我一根黑色的牦牛尾巴做纪念，尾巴上的毛很长，既是装饰品又可用来打扫床上的灰尘，比鸡毛掸子好用。
1982年10月底，云南的何老兵、四川的罗昌礼复员了，从团部招待所下来的冯中余又加入到学雷锋小组。小冯个子不高，人很勤快，什么活都抢着干，老奶奶也很喜欢他。年底，我们连从地名叫嘎四队的地方搬到铜普公社，和营部相邻，这里原来是二连的营房。离老奶奶家远了，我们去的次数相对少一些了，但每次都不忘带上一些感冒药。和老奶奶相处的时间长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青藏高原群众的朴实与善良，以及军民亲如鱼水的关系。
多年后，我常常梦回青藏高原，睡梦中营房后面草原上的牛羊、高山上的松树、白雪和云雾看得真真切切。雄伟的青藏高原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成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铭记在了心里。
青藏高原的老奶奶您还好吗？假如您已经去了天国，我要告慰您的是，我和我的战友们都好，当年的铁道兵已经变成了如今的中国铁建，我们一直在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中国铁建已经发展成了全世界著名的特大型建筑企业，位列世界《财富》500强第9位。（尹登明）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改工后，我们奉命开赴河北张家口修建大秦铁路。离开青藏高原的头一天，我专程步行10公里，到老奶奶家里跟她道别。临别送我出门时，老奶奶端着几个刚出锅的鸡蛋硬往我的口袋里塞。此时，泪水早已模糊了她的双眼，两三年的相处，我们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身材矮小的老奶奶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们走了，这辈子我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说完，她就哭出了声，两行热泪在她饱经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了下来。在老奶奶的眼里，我们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就象她的孙子一样。此刻，我已是饱含热泪，哽咽着说：“奶奶，您要多保重。”然后，庄重地向老人家敬了一个军礼。我走了很远很远，在一个小山包处转身一看，老奶奶还在向我挥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奶奶的姓名，而她除了知道我老家是四川的以外，也不晓得我的名字。在她的眼里，我们这群穿着军装，戴着帽徽领章的年轻小伙，都是一样的铁道兵。屈指算来，如果老奶奶还健在的话，已经有116岁了，估计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认识老奶奶是一个偶然。她所在的村庄离我们当时的营房约有三公里，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两位云南籍老兵带着我和82年的新兵罗昌礼出去玩。到一个名叫小河的村子后，走进了一个农家小院。见有人来，一位裹着头巾，身穿藏青色棉袄，70多岁的老奶奶从屋内出来，一双小脚走路还算稳当。老人家笑眯眯地用我们不太听得懂的青海话招呼：“屋里坐、屋里坐。”看得出他们已经很熟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兵们自发组织的学雷锋小组，空闲时帮老人干些打扫卫生、劈柴、收庄稼等活。
老奶奶家就她一个人住，三间土屋和院子打扫得干净整洁，院内左侧的棚子里养了一头驴，见有生人来，驴叫了几声。进入屋内，炕前的铁炉子烧得很暖和，擦得锃亮的烧水壶在炉子上“吱吱”地响着。老奶奶的儿子姓张，四十多岁，是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老兵们是通过张老师才认识老奶奶的。老奶奶非常好客，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炕上坐，一边端出麻花和煎饼让我们吃，然后又去煮鸡蛋。沈老兵小声在我耳边说：“这里老乡的风俗，拿出来的东西管他好不好吃都得尝一下，否则会认为你看不起人家。”听这么一说，我就拿起一根麻花吃起来，感觉很脆很香。水开了，老奶奶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碗放了盐的开水。一开始，青海话很难懂，打手势比划，只知道大概意思，时间长了才慢慢能听懂一些。见老奶奶家没啥可干的，我们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隔了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又第二次去看望老奶奶，几个人进院子后就帮着劈材、扫地、掏炉灰，然后套上驴到一公里外的河边拉水。把驴栓好进屋里，一看老奶奶有点不对劲，用手一摸额头发烫，可能是感冒发烧，何老兵叫我跑回连队叫卫生员。连队驻地海拔3000米以上，氧气不足，一口气跑几公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卫生员潘建明和我是同一年的兵，刚从团卫生队学习一年后回来不久，一听说老奶奶病了，背起药箱就走。他拿出听诊器检查，又测体温，给老奶奶打了一针，然后包了几道感冒药。约20分钟后，老奶奶感觉好了一些，就要下炕给我们煮鸡蛋，被我们制止了。
那时的高原农村比内地落后得多，严重缺医少药，卫生员潘建明没少给当地群众看病。此后，我们每次到老奶奶家，都要给她捎上几道感冒药，这是老人家最需要的物品。有两次我们在外助勤，剩下十几斤大米，大家一商量送给老奶奶熬稀饭喝。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老奶奶知道我们除喜欢吃她煮的鸡蛋外，不太喜欢吃当地的手抓牛羊肉。她家杀猪、宰牛羊时，每次都要送我们一块生肉，让我们拿回去自己做，我们不好意思要，她就会生气。老奶奶还送我一根黑色的牦牛尾巴做纪念，尾巴上的毛很长，既是装饰品又可用来打扫床上的灰尘，比鸡毛掸子好用。
1982年10月底，云南的何老兵、四川的罗昌礼复员了，从团部招待所下来的冯中余又加入到学雷锋小组。小冯个子不高，人很勤快，什么活都抢着干，老奶奶也很喜欢他。年底，我们连从地名叫嘎四队的地方搬到铜普公社，和营部相邻，这里原来是二连的营房。离老奶奶家远了，我们去的次数相对少一些了，但每次都不忘带上一些感冒药。和老奶奶相处的时间长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青藏高原群众的朴实与善良，以及军民亲如鱼水的关系。
多年后，我常常梦回青藏高原，睡梦中营房后面草原上的牛羊、高山上的松树、白雪和云雾看得真真切切。雄伟的青藏高原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成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铭记在了心里。
青藏高原的老奶奶您还好吗？假如您已经去了天国，我要告慰您的是，我和我的战友们都好，当年的铁道兵已经变成了如今的中国铁建，我们一直在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中国铁建已经发展成了全世界著名的特大型建筑企业，位列世界《财富》500强第9位。（尹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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