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忏悔

文／中铁建大桥局集团钱进
 
离乡的行囊越来越重，思乡的情节也就越来越浓。在外漂泊工作了近40年，从一个不懂生事的山里娃，渐渐地向暮年的日子走来。回想起参军从云阳石门那高山上走出来之前，年少在生产大队所做的几件荒唐、无知、愚昧的事情，总感到道德上在火烤，思想上在煎熬，良心上在谴责。对不住江东父老。
1978年夏天，我在红狮区中学高中毕业，当时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反击右倾翻案之风和大搞“农业学大寨”的浪潮还没完全散去，我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在大队担任团支部书记期间，也分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是黑什么是白，蒙蒙胧胧在当时的大队“准干部档案”里呆了两年。对在教育对待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计划生育工作中，采取的一些不人道的方式方法感到愧疚。用现在的话说，叫“同伙”，甚至称得上“打手”。记得在1978年初秋到1980年初冬的两年多日子里，在区公安派出所长、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的带领下，对当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对搞“迷信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分子”进行不人道的惩治行动。现回思起来，真是愚昧无知，荒唐透顶。
我大队十一队有一户田姓人家，祖祖辈辈都很本分，一直下来都是单传，前一胎是个女子，想生一个传宗接代的，就没经“三级”政府（小队、大队、公社）批准，就怀孕了第二胎。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被公社主管计生的副书记知道了。冬日的一个傍晚，就带领大队计生委员会的成员（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会计），不经通知就悄悄进驻到田姓家里，还大吃大喝，留着坐月子的一块腊肉，也搜寻出来打了“牙祭”。己有4个月身孕的田姓媳妇正好躺在床上，老田一脸茫然的站在床头。生产队当时一个姓黄的队长，闻讯公社组成的计生工作组来到这里，主动赶来担当责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说自己对社员（现在叫村民）管理无方，没把计划生育工作抓好，任由工作组处置。通过一晚上做工作，老田一家仍不同意媳妇去引产，老田也不同意进行结扎手术。万般无奈，副书记命令民兵连长，第二天一早准备集合两个基干民兵（持枪民兵）采取行动，强行捆绑送到公社计划生育手术室。人多没有睡觉的地方，我们都围坐在火塘烤火，在临晨三点左右，田姓媳妇穿着单薄的睡衣提出要上厕所，就没派人跟随，她就趁着夜色跑到临近的一个公社亲戚家躲藏了起来。等半个小时以后，大家醒悟过来才感觉不对头。打着火把寻找一个多钟头，在这荒山野岭，哪有她的影子。女人跑了，老公可跑不掉。不仅受了民兵的皮肉之苦，还被捆绑到公社参加学习班一个月，每天倒给公社交纳2毛钱管理费，并强行做了结扎手术才放回。公社几次组织人到该队搜查也没找到田姓媳妇，日子久了就渐渐消停了这件事。一年以后她在外地分娩回来，从她最好的亲戚口中说出，自己那时她根本没有那个胆量敢跑，是生产队黄队长鼓励她跑的，叫跑得越远越好。（现在想起来，这黄姓队长还真是个好人）。要不他家没有这个传宗接代的男人；再后来听说这个小孩子很有出息，在河南包煤矿挣了大钱，现在全家都在重庆买了新房，老田夫妇都己近八十，生活得很富裕，去国外就旅游了好几次。在一次回云阳的大巴车上，我无意中碰到了这老俩口，谈论起这件事，我羞愧难当。老田大哥还一再要求我不要为这件事自责，说是因为那时国家政策就这样，他们也有过错。而我的确至今心里还感到相当的内疚。虽然不是主谋骨干，但也算是惨无人道的“同伙”。
1980年初，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己经胜利召开闭幕一年多了，全国在进行拔乱反正，对一些“左”的做法得到了有效纠正，也基本不讲地主、富农、右派之分了，但在农村仍然对一些“封建迷信”的人还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有一家同房，论辈分她得叫我叔叔。她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迷信“迷”，无论做什么都讲究风水和“黄道吉日”，家里盖新房，她要去庙上算一卦，去市场买一头小猪也要找算命先生看看日子，并且还在新落成的新房客厅里立放了一尊观音菩萨塑像，每月的初一十五那清早，还阿弥陀佛地念着，周围的一些老大爷老大妈，男的女的，少的老的都有，有时也提着菜油拿着鸡蛋面条来她家烧香磕头，她也就收一点香火钱。记得好像是那年三月，乡邻几个大爷大妈正磕着头，区公安所长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逮过正着。这下我那本家侄女可倒了大霉，不由分说，被五花大绑被关进了区公所。为了判她入狱，这位公安派出所长到处找人搜集证据，有一天我正去公社邮政所寄稿件，他找到我，要我在起诉书上作为证人签上我的名字。他说这是对我在阶级斗争面前的考验，签名对本人只有好处没有害处，还一个劲儿地夸奖我说，你是石门公社大家公认的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革命青年，（那时是在当地小有名气，地区小报和县广播站大喇叭常登播我采写的稿件）最值得信任和培养，你也是经常看到见证她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在他的一阵子话语面前，我找不到了方向，分不清利害，不知怎的没看是什么内容，就在两页纸张上指定的位置签了我的名字和手印。3年以后，我参军戴着帽徽领章神气地第一次回乡探亲，很多亲朋好友都来看望我。我那个本家侄女也在吃饭的饭桌上问起了这件事，责怪我这个叔叔好糊涂，如没有我那个签名，她也不会去牢里呆一年。（那时全国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本家侄女坐牢也属于冤、假、错案之内）。她谈论起这件事情，我才想起来在4年前，区公安派出所找过我，要我在他草拟好的纸张上签名按手印的事情。没想到草率地行事，稀里糊涂让人家坐了一年班房。虽然，本家侄女没有要求我当面给她赔礼道歉，但还是在一些亲朋好友中散布了我的一些闲言碎语，说我这个叔叔不认人，不讲亲情。是的，坐牢时间哪怕一年，但对她是一生的伤害。大家都晓得，坐牢的滋味的确不好受。事后，父母亲也多次责怪我，要我做啥子事情要谨慎，特别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没良心的事。至到今天，我在生活中工作中，总以发生的那件事情当警训，是该我签名按印的地方，我都要对纸张上的内容看过一清二楚，有伤感情和害人的事情从不涉足。
最让我感到很可悲可笑的一件事，就是1976年冬天。我还在公社农中复习高一课程时，我们临近的硐鹿公社（乡），发生一件当时定性为反革命的暴乱事件，有一个姓袁的社员自称皇帝，组织三个界连界大队的社员共100多人，在离我家10公里的双河、清溪两村的铁山起义造反，他们身穿红衣，头戴红帽，砍杀无辜群众多人，烧毁房屋多间，喊着“枪打不死，刀杀不进，越打越硬，先杀党后杀团，革命干部要杀完，群众杀一半学生看表现”的口号，拿着鸟枪、大刀公然冲击连夜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会场，幸好公社武装部周姓部长在开会前做了准备，悄悄带了一支冲锋枪藏在身后，穿着大衣没人发现，当暴徒分子冲撞会场时，周部长马上分咐开会的干部不要惊慌，立即用树木、板凳顶住大门。自己上楼上耳房窗户看一下。进不了大门的暴徒他们就开始用稻草点火，眼看不行了，危急关头，只听见二楼耳房传来“哒哒”的枪声，大家抬头望去，是武装部周部长手中的枪，一下就打了好几个倒在地上，其他同伙见势不妙，纷纷向山崖洞穴奔逃。不到三小时，奉节、万县、开县织组的武装民兵连，连夜行军赶到我们和临近的公社支援，当时的万县军分区也调一个连来参战，组织有500多人的武装搜山队伍，对人不宜进的山洞用火攻击，经过半个多月才把这100多人一网打尽。发生暴动的头一天，我正好在公社革委会和社教工作队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石门公社委员会成立大会加入了团组织，同时任命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我母亲听说我入了团，本来父亲入党这件事以前母亲就反对过，加之暴徒散布的“先杀党后杀团”的反革命口号，母亲整天担惊受怕，自言自语地说，要杀的话我家两个人怕跑不脱了，非要我和爸爸晚上不睡在家里，去河边的崖洞里躲一躲。我就和父亲晚上各背着一床蓑衣（农村的一种防雨工具，也可以防寒），真的去躲藏了3个晚上，父亲还不幸犯了感冒。在通知平安无事后，我才回到公社农中继续上学。第二年春天，我己正式转学到区中学上学，在县公安局把逮捕的10人主犯在全县进行的游行批斗中，也来到我们学校，向自称“皇帝”的那个暴徒脸上吐了一口口水，也算解了我三个晚上睡崖洞的仇恨。事后，得知主犯全部在县城一个叫沙湾的地方枪毙。不久，有消息称，二班一个一直学习比较好的一个同学，因他父亲也参加了暴动，虽然不是主犯没给判刑，但在学校总抬不起头来，我们一些无知的同学也常常喊他“反革命”，他就感觉没有再读下去的必要，便辍学回到了生产队。从当兵出来到现在也没见到这个同学。据说现在他和他父亲居住在该小镇，靠杀猪卖肉为生。现在才明白道理，一人犯法一人当，那位同学当时又有什么过错，不仅使他辍学失去了前进的希望，也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害，我们的良心被狗吃了。现在回想起来，明白过来，对自己愚昧、无知、荒唐、草率，感到可悲可笑。但也就是年幼时的愚昧、无知、荒唐、草率，使我懂得了今天真正的人生，学会了怎样思考，学会了怎样生活，学会了怎样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