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路

半生路

      十七岁的深冬，郓城的风裹着雪粒子，刮在脸上像细针扎。我裹着娘缝的旧棉袄，挤在大队的敞篷卡车上往天津去。车斗里满是同村的汉子，大家肩挨着肩、臂靠着臂，把刺骨的冷风挡在彼此的体温外。我的行李卷里，藏着娘连夜烙的硬面馍——还带着灶膛的余温，还有一双新布鞋，针脚密得像她反复叮嘱的牵挂，没说出口，却都缝在了布里。车轱辘碾过冻得发硬的土地，哐当哐当响，我望着窗外往后退的白杨树，心里又慌又软：慌的是没见过大城市的霓虹，软的是想着多挣些工分，就能给家里添袋粮食，让爹娘的眉头少皱些、肚子少空些。
      到了天津，日子比风还冷。搬砖时手冻得发僵，攥不住砖茬就往手心哈口热气；扛水泥时麻袋压得肩膀红肿，夜里疼得翻不了身，就贴着墙根揉一揉。漏风的工棚里，被子总带着股潮气，连梦都是凉的。可每当收工后蹲在檐下啃硬馍，望着天上的星星算当天的工分，想到家里的工分本上又能多一笔，掌心的茧子、肩上的疼，仿佛都被暖烘烘的盼头化开了——值了。
     十九岁那年，铁道兵征兵的消息像一团火，突然落在了工地上，烧得我心尖发烫。没等跟家里捎信商量，我攥着报名表就往报名点跑，连声音都带着雀跃的颤：“我要去！”穿上军装那天，爹娘特意从郓城赶来，送我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娘的手在我袖口摸了又摸，像是要把牵挂都揉进布纹里；爹只拍了拍我的肩，说“好好干”，可我看见他眼角的红。后来在部队，从仓库站岗到钻山洞、架桥梁，黑龙江桦南的冬天冷到零下四十度，手冻得握不住记录的笔，哈口气接着写；浙江的夏天热到四十度，汗湿透了工装，仍跟着工友们一起铺钢轨、查线路。每当列车从自己参与修的路上开过，风里都带着踏实的暖——这路，是我们用汗、用劲，一点点铺出来的，每一寸都藏着念想。
      如今我六十四岁，退休证揣在兜里，再回郓城时，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枝桠依旧伸向天空，只是树下再没有爹娘等我回家的身影。算起来，离开老家竟有四十七年了。这些年，铁路线串起了我走过的城、吃过的苦、见过的风景，可梦里总绕回那个深冬的敞篷车：汉子们互相取暖的体温，娘缝的布鞋在掌心的温度，还有我眼里闪着的、盼着的光，都亮得像昨天。
     半生的路走下来，从天津的工地到千里铁道，从攥着工分票的少年到揣着退休证的老人，我走了很远很远。可最难忘的，还是十七岁那辆敞篷车上的风，和风里藏着的、为家为梦的热乎劲——那是我半生路里，最暖的光，亮了一路，也暖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