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晓雨
门铃声是贯穿我童年一整个夏天的口令。
午饭的碗筷还没完全撤下，我就急匆匆地扒完最后的几口饭，母亲在身后叮嘱什么，是听不清的，耳朵早已飞到楼下。运动鞋“叮叮咚咚”地踩在老旧的水泥楼梯上，一级，又一级，像是为一场盛大的出逃打着节拍。跑到单元门口，那块长方形的灰色门禁面板，在午后的太阳下晒得滚烫。食指精准地按向那个印着门牌号的按钮。
“叮——咚——”
那声音真响，金属的、颤巍巍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利箭一般射进楼道的幽暗里。紧接着，是头顶传来“啪”的一声，一盏声控灯醒了，暗黄的光从楼梯拐角处泄下来一点。然后便是等待。世界在那一两秒钟里是静止的，只有心跳撞着胸口。忽然，四楼传来“吱呀”一声门响，一个清脆的嗓子喊：“听见啦!”再然后，便是“咚咚咚”的脚步，像密集的鼓点，从高处一路滚落下来。有时候，一家按了没反应，便换一家接着按。这“叮咚”声便此起彼伏，在几栋楼之间响成一片，像夏天燥热的蝉鸣，宣告着午后的主权。
人，就这样从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格子间里，被这简单的声响召唤出来。聚齐了，总有十几个。热浪在地面上翻滚，看得见透明的纹路。可谁怕热呢?
游戏是早就约好了的。有时是“砸鸭子”——用旧衣服和小米缝的沙包当“炮弹”，中间的人左躲右闪，被砸中了就下场，最后一个“幸存者”能赢得所有人的欢呼。沙包在空中飞来飞去，划出嗖嗖的声响，伴着我们大呼小叫。有时是“电报取消”，一人蒙着眼在墙根数数，其余人四散藏好，要瞅准机会冲过去拍一下墙面，大喊“电报取消!”，才算安全。那份屏住呼吸、瞅准时机猛冲出去的紧张，能让手心都攥出汗来。
太阳的威力，是在游戏的间隙里一点点消退的。
影子越拉越长，慢慢爬上了楼房的墙壁。不知哪家厨房飘出了拉条子过油的焦香。大人们的呼唤声也开始从各家的窗户里飘出来，悠长而富有耐心。我们这才觉得肚子咕咕叫，于是轰然散去，边跑边回头喊：“吃了饭再来啊!玩‘攻城’!”
晚饭后的时光，暑气消散，晚风带着凉意，天空是一种深深的、静谧的蓝。“攻城”是这时节最盛大的游戏。用粉笔头或碎砖块，在空地上画出曲折的“国界”和四方的“城堡”。分成两拨，各自守卫自己的“城池”，又要想方设法攻入对方的。没有真正的武器，冲锋就是呐喊，防守就是张开手臂的阻拦。常常“杀”得难解难分，“阵亡”的人坐在场边，眼巴巴地望着，心里痒得不行，只盼着下一轮快点开始。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大家像一群突然被施了魔法的快乐影子。
天色完全黑透的时候，星星就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了。
那时的乌鲁木齐，夜空还是清朗的。星星不是稀疏的几点，而是稠稠密密地撒了满天，银河像一道淡淡的、发光的纱巾，从东头扯到西头。我们玩累了，就并排靠在单元门口供老人乘凉的旧沙发上静静地看。
有人指认着北斗七星，有人争论着哪颗更亮。晚风拂过汗湿的额头和脖颈，痒酥酥的，无比惬意。身上沾满了尘土，膝盖可能还磕破了一点皮，火辣辣地疼，可心里却是满当当的、无忧无虑的快乐。
终于，各家的呼唤变得严厉而具体。我们这才拍拍屁股上的灰，磨磨蹭蹭地走向自己的单元门。回头望，大院空落落的，只剩下清朗的月光。
那样的夏天，我们以为会一个接一个，永远过不完。以为那扇绿色的单元门开了又合，合了又开，总会走出那群熟悉的人。
后来，伙伴们，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了不同的地方。我们都长大了，拥有了更清晰的未来，和更多不会响起的手机通讯录名单。
如今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在掌心发光。他们熟练地滑动屏幕，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却又好像哪儿也没真正去过。他们的快乐来得轻易，像即时的光影，也去得匆忙。他们不再需要等待一声“叮咚”的集结，也不再懂得，为一颗玻璃珠的输赢，可以争吵一个下午，又在下一次门铃响起时，忘得一干二净。
今年回到老房子，我在单元门前站了很久。
我抬起手，食指落在门铃按钮轻轻按了一下，心里想着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按动这门铃。
没有声音。
没有灯光应声而亮。
没有“咚咚咚”的脚步，从时间的深处向我奔来。
只有一片完整的、巨大的寂静，将我温柔地覆盖。我终于知道，那一声声吵醒了整个午睡的门铃声，那一串串点亮了昏暗楼道的脚步声，那一个个躺在星空下无所事事的夜晚，并不是被谁偷走了。
它们只是和那个按铃的孩子一起，被永远地，锁在了那扇再也不会打开的、绿色的单元门后面。
